星期五, 十一月 20, 2009, 11:26 - 相册,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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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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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1242 )星期三, 七月 23, 2008, 21:10 - 转载
《灵魂重约八克》 作者：水笔
社教干部周永顺的骨灰
倒在红布上
和前一炉比较
颗粒形状、色泽和份量均相差无几
县城的火葬场小，等炉的人多
我母亲跪在地上
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摊平
尽快凉冷装盒
给新来的腾出位置
灰白色的骨灰，酷似干燥的狼粪
她的手触到一块椭圆形金属
上面的人像模糊不清，别针的脚孔还在
这款像章，在1968年很流行
舅舅看了看，说留着吧
这是爸爸的遗愿
回乡偶书
作者：陈衍强
大山安静如表妹的夜晚
圈里的猪
午休时也哼着自编的小曲
身披毛毛雨的母亲
在包谷地里挖洋芋
父亲和猫坐在堂屋
看四川台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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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1320 )星期四, 六月 12, 2008, 11:25 - 转载
家山随处可行楸，荷锸携壶似醉刘。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
三轮世界犹灰劫，四大形骸强首丘。
蝼蚁乌鸢何厚薄，临风拊掌菊花秋。
——《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范石湖
人生七十古来稀，先除幼年后除老。
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闲愁与烦恼。
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
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须满把金樽倒。
世上钱多用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
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白头早。
春夏秋冬弹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
诸君细看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
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
——《一世歌》唐寅
感觉有意思，转过来，不做评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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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1267 )星期一, 三月 10, 2008, 13:55 - 日记, 转载
又是3月10日，这个博客2周年了。本来要逼自己写点什么，但是写了很久，只写出寥寥的几行。我确实不喜欢强迫自己，纵然是面对如此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当我没有倾诉的紧迫感时，还是不愿意强迫自己非要写些什么。于是，便让这个2周年，在我眼皮底下，眼睁睁的溜走吧！顺便再转张玉明诗5首。我实在喜欢极了他的诗。
<<兄弟>>
街坊们
都知道他是疯癫的人，
总躲避着他。
白天我的心悬着
上学也不安神，
我总是担心他
哪天捅出什么大乱子。
我从懂事开始，
一直在恐惧中度过。
日月如梭，他慢慢的
变老，性格越来越温顺；
我的脾气却越来越暴躁。
大家知道我们是双胞胎兄弟
始终分不清，他和我。
<<呼吸>>
我一生在三个地方
写作。牛角尖
咖啡馆，火车站
目前，我有三个
朋友：乌鸦
哑妹和梅花姐姐
氧气越来越少
我不肯从高原
搬到春天来住
不会攀岩
也不寻找冰川
只想在凛冽的空气呼吸
最近常做相同的梦
上半夜梦见侏儒、小丑
下半夜梦见大鲸和恐龙
画梦录（16）
我梦见我的整个青春年代。
我在和一个假惺惺的人
讨论真相。
我梦见真相是一个秃子。
大白天他戴着假发。
画梦录（18）
所谓青春
是一座火山。
每天的下半夜
我披衣起来
往火山口，
泼一脸盆凉水。
然后，再上床睡觉。
父亲
他像是一个
五四年代的
中年知识分子
他习惯撩起
长衫疾走
穿着牛仔裤在后面
我跟不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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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1336 )星期四, 三月 6, 2008, 16:47 - 转载
Do you remember thatwhen we were so young ones
the world was round and round
I had a dream yes I had a reason
to climb and touch the goal
Mama said to me that tomorrow would be a day
come to another day
So we try to find a way to love someone
When you have trouble then
I will be with you love
I will be your part
Never give up never go far away
come to and hold my hands
sometimes I smile again
I cry out all day long that is the way we are
You don't have to be afraid just love yourself
I know the life is too short
I have not enough time
I will find a love you want
Let me hold you
oh let me feel your heart beat
All of things come to the end
only love can dream on
only love can make you smile
Promise your love and feel your heart always
Don't be afraid your life
Never give up your dream
Day goes on and on
So we try to find a way to love someone
I know the life is too short
I have not enough time
I will find a love you want
Let me hold you
oh let me feel your heart beat
All of things come to the end
only love can dream on
only love can make you smile
Promise your love and feel your heart always
Don't be afraid your life
Never give up your dream
Day goes on and on
So we try to find a way to love someone
Everlasting love will be forever more
（同事W君从网上下载了一段视频，其中用了这首歌曲做背景音乐。W君听后喜爱不已，于是动员全办公室一起来寻找这首歌。由于不知道歌名和歌手，也不知道歌词，于是只好戴上耳机，从嘈杂的声音中仔细辨认歌词，然后将记下的零散歌词放到GOOGLE上搜索，最后终于找到了这首歌。而且找到了韩语和英语两个版本，仔细聆听之后，确实非常优美。仔细看了一下歌词，也十分喜欢。于是转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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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1302 )星期四, 九月 27, 2007, 18:00 - 转载
如果说舒婷、北岛敲开了缪斯的大门，那么汪国真的所作所为已然让这位女神感到厌倦，等到“梨花体”的出现，就使得缪斯彻底感到绝望，不得不紧闭门窗免听这种聒噪。 赵丽华给历史出了个难题。24日晚，赵丽华作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参加了一个讲座。
在讲座中，赵丽华介绍了持续近1年多的“赵丽华诗歌事件”始末，在回答“请问您的诗歌是真正的诗歌吗？”的提问时，赵丽华回答：“我觉得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就像那个——上帝要考虑是否可以让世界和平——段子一样。看来历史最该做的事情，是要首先界定什么是诗歌。面对“毫无疑问 /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一个人来到田纳西》)，这样标志性的“梨花体”。用网友的话讲，随便写一段话，随便敲空格键，就可以完成一个人到一个诗人的嬗变。
“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个德国人夜郎自大的一句话，无疑给诗歌套上了枷锁。然而自赵丽华之后，写诗即成了世界上最容易的一门行当。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诗人”也几乎成了和“小姐”一样的代名词。
在唐诗宋词这样的高山面前，我们只有仰止的份儿，这一点，不用历史就已然证明了。“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已经告诉人们，只要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的。如果说舒婷、北岛敲开了缪斯的大门，那么汪国真的所作所为已然让这位女神感到厌倦，等到“梨花体”的出现，就使得缪斯彻底感到绝望，不得不紧闭门窗免听这种聒噪。
当诗歌拒绝了神圣，拒绝了高尚，拒绝了道德，拒绝了传统，甚至最后拒绝了技巧，以至于把自己变成非驴非马的分行玩意儿。那么，它最后拒绝的也只能是读者。自我陶醉和解救寂寞，就成了诗人自慰的武器。于是，靠裸体来拯救“梨花体”，也就成了生活当中的“梨花体”。
诗歌的没落，当然有时代的因素。但就如破败的王孙一样，那种骨子里的贵族气，才是“卷土重来未可知”的本钱。可惜，那些还打着诗歌大旗的人们(如果那也能成为诗歌的话)，生生地把诗歌变成了泼皮，臆想着靠人多势众的人海战术来救亡图存。无形中，他们只不过把诗歌变成了文字暴民，语言的乌合之众而已。
周泽雄认为：历来从事诗歌写作的主要是两种人，要么是杰出的大诗人，要么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学爱好者。在诗境、诗情、诗语的明察秋毫下，在消费性写作的蛊惑中，在功利主义的语境里，前者是注定不会出现的。而后者的不屈不挠，只能给“世无英雄”的诗歌领域打上一个乱哄哄的烙印。
和孔尚任“今携游长安，借读者虽多，竟无一句一字着眼看毕之人，每抚胸浩叹，几欲付之一火。转思天下大矣，后世远矣，特识焦桐者，岂无中郎乎，予姑俟之。”的自信比起来，“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的粗鄙，实在令人无法对历史抱有丝毫的幻想。
如果赵丽华也相信未来的话，看看1967年的诗人食指是怎么写的吧：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这样的诗歌，岂能和“梨花体”同日而语。
［后记］对于赵的诗歌，我以前也在博客上写过一点评论，不过感觉当时表达的并不清楚。今天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正与我一直以来的看法相同，句句说到我的心里。按捺不住，转在这里吧。
9月27日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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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1577 )星期四, 五月 17, 2007, 20:58 - 转载
Baidu上闲逛，无意间到了张玉明的博客，名为“手稿”。博客中几乎全部是诗歌作品，竟有近300首。读了一些，停在了这首《暮冬，我去看张映红》。我这才忽然想起来，张玉明，就是那个被“中华诗帝”伊湖水封为“白卷诗王”的张玉明。他为张映红写了54首诗，而且还在继续。这首《暮冬》和《屋顶上》都在此列。当即将其博客链接收藏，并转贴这两首。屋顶上
屋顶上
我
唱歌
唱歌后，
我想飞一次。
张映红
下面厨房喊我
我
小心翼翼
爬下来
将火炉烧开的
沸水，
灌进
暖壶。
然后看见一只鸟摔死了。
暮冬，我去看张映红
2002年暮冬的某一天
我去精神病院
看张映红
我们整整3年
没见面
张映红趴在床上
写诗：那诗写得怪怪的
好像只有一句
“纸包住火”
标题是：精神病院纪实
她征求我的意见
我
摊开她的手掌
轻轻拍一下
没吭声
我们，将目光移向窗外
外面是漫天飞舞的雪花
张映红
推我一下
“我给你唱歌吧”
唱的是那首
“雪在烧”
那天张映红的脸
是好看的酡红色
仿佛醉酒。其实
那天
她发着高烧
精神病院的护士
第二天
整理被褥
问张映红
你的被褥
摸上去怎么那么烫
张映红说：
昨夜 我梦见
我怀孕了
怀上了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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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1707 )星期五, 十二月 29, 2006, 01:16 - 转载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很想写点这一年的总结，但是迫于时间的关系一直难以静下心来，梳理这一年的得失。况且作为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市民来说，要从这一年中找出几件可称道的事情，也很难。今天在SOHU看到《南方周末》新年特刊，转贴过来吧。从高中第一次看到《南方周末》，到现在都一直很喜欢。虽然很久没有去买过报纸，但是在网上还是经常去南方周末的网站看电子版。新的一年到来了，不论是对于一个人，一群人，一个民族抑或一个国家，都是要梳理、总结和展望的时候了。“从今天起，我们更要彼此珍惜”，就让这一句话来概括这一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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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06年12月28日，时光的渡船穿越三百多个日子，穿越大江南北，又回到岁末终点，将开始新的轮回。
这是2006年的渡轮，这一年的中国潮起潮落，令人感慨万千。
这一年，中国经济继续一骑绝尘快速向前，国家实力明显提升。东盟十国聚首广西，中日政治突破多年坚冰，中非论坛“所有通往非洲的路都要经过中国”，中美战略对话驱使白宫三分之一的首长齐聚北京……世界，终于看到一个在和谐中崛起的中国。
这一年，房价续涨，股市翻身。欲望浮现，热度升腾。有人欣喜，有人踌躇，有人叹息。纸业出身的张茵成了中国女首富，自由市场的活力造就了一个个财富传奇；楼宇预售处前排起了久违的长队，不甘做房奴者，却一个个被迫做了房奴；毒多宝鱼、红心鸭蛋、欣弗事件，局部领域的失范频频示警，规则重建迫在眉睫……
这是2006年的渡轮，坐在船上的人们，冷暖自知。她承载的是人民，穿越的是时代，经历的是中国。面对人民，我们常常觉得有千万种方式来表达，有时却沉默得无话可说。
这一年，中央的最高层关注民生，我们看到了对百姓的珍惜。这一年，千年农业税成为历史，中西部农村中小学学杂费全免，以公平为指向的新医改制度正在紧锣密鼓地设计。熊彼特说，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就是她的意识形态。诚哉斯言。
这一年，虽然历经波折饱受争议，物权法毕竟已进行史无前例的第七次审议，对私产的保护早已深入人心。入世初人们颇含忐忑，但在入世第五年，全面开放与融入世界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这一年，各种贪腐大案被一一掀开，从上海的陈良宇到北京的刘志华到郴州的李大伦，人们看到了公共财富被个别官员侵吞的丑行，更看到了中央反腐的决心和信心。
这一年，我们不停地问自己，我们拥有一个怎么样的中国？
经过百年激荡，三十年变革，这是一个越来越融入世界大潮、却又相伴着许多难题的中国。
这是一个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但又始终顽强地向上生长的中国。
这是个全社会深深地被各种欲望搅动，但同时又发自内心地渴望和谐、正义与真实幸福的中国……
这是2006年的渡船，一条阔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渡船，因此，我们不得不彼此珍惜，因为我们彼此相连。
我们不得不问自己，是否忘记对那些无助者表示善意与怜悯。
我们不得不问自己，是否因为恐惧和冷漠，而不敢对不平事发出一声呐喊。
我们不得不问自己，是否忘记怎样去对朋友表达爱，甚至也不习惯对我们的妻子、儿女、父母去表达……
这是2006年的渡船，载着梦想和期待，将要重新上路。这时候，请让我们祝福你，朋友。我们彼此有情，互道珍重。
让我们再次上路，愿你我、愿这个国家一路平安，路都通畅，桥都坚固，隧道都很光明。
从今天起，我们更要彼此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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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2234 )星期三, 九月 20, 2006, 20:19 - 时评, 转载
《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毫无疑问
我做的馅饼
是全天下
最好吃的
《我终于在一棵树下发现》
一只蚂蚁
另一只蚂蚁
一群蚂蚁
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
《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
我坚决不能容忍
那些
在公共场所
的卫生间
大便后
不冲刷
便池
的人
《事实胜于雄辩》
一辆车和另一辆车追尾
不是一条公狗在嗅一条母狗
反过来也不是
《秋天来到廊坊》
我从图书馆骑车去市委大院
我去办一点个人的私事
我骑车穿过了大半个市区
风吹着我裸露在外面的
半截手臂
风有点凉了
我可否说：秋天已全面进入廊坊？
《雨》
开始是暴雨
非常暴
后来是大雨
非常大
再后来是中雨
非常中
再后来是小雨
非常小
再后来雨停了
非常安静
再后来雨又来了
还带着风
呼啦哗啦的
披沥啪啦的
非常喧嚣
打着墙、窗户及水泥屋顶
这些不会说话的东西
非常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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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一位叫做赵某某的现代诗人写的诗,据说此人还是一个知名诗人.之所以隐去其真实姓名,是为了体现我们对事不对人的立场。
今天在SOHU看到所谓女诗人赵某某被网友恶搞的报道,事件具体如何我没有关心,倒是因此听说了赵某某其人以及她的所谓“现代诗歌”。
废话也不多说了，直截了当地说，我不讨厌这些句子，但我不承认这是诗！称这些文字为诗是对诗的侮辱。
不管有多少所谓学者名人用什么不着边际的泱泱大论来评价这些“诗”，我仍然坚定地毫不犹豫地否定它。
文学是一种艺术，诗歌是文字的艺术。艺术的终极目标是给人带来美，带来美的体验。文学艺术的终极目标是给人带来文字的美和人性的美。一句毫无内涵的大白话随便加上几个断行，不仅不是诗歌艺术应该的呈现方式，更是连规范的语言文字都算不上。美感更不知道从何而来。
更为可笑的是还有人靠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想象力，绞尽脑汁从这些明白如水索然无味的文字中找出某些自以为是的“深意”，以展示自己欣赏水平之高，实在可笑至极。
我不承认所谓“欣赏水平”可以影响一个人对诗歌作品的总体评价。每一个健康的受过语文教育的成年人都能对一件艺术作品作出评价。“欣赏水平”岂能有高低之分。诗歌作品既然要拿出来发表，那就是要交给大家去欣赏，而不是孤芳自赏或自娱自乐。优秀的作品可以得到认可和作为无价的财富传承，如果写出来作品要么如精神病人一般不知所云，要么自言自语随心所欲枯燥无味，那只能作为一片印着字的废纸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里。毕竟，读者读书的目的，不是小学生学认字，他们不是来看你的文字，而是看你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
我从来不反对随心所欲地书写文字来自娱自乐，甚至我很肯定附庸风雅。也许我就是这样的人，把自己所想写成文字。真正的文学家自古以来都是凤毛麟角，但是人人都有使用和喜爱文字的权利。自娱自乐本无所谓，甚至让人尊重。但是“写的烂不是你的错，拿出来糊弄人就是你的不对了”。用赵某某的《雨》中的最后一句话说就是：“非常无聊”。
最后，咱不妨也斗胆学着写一首“赵某某式诗歌”来作为结束语：
-------------------
我
不喜欢她的诗
所以
我
写下了
这些文字
-------------------
（声明：本文纯属作者个人见解，仅代表本人立场。本文纯粹从自己的诗歌欣赏的立场出发做出评论，无意针对任何人，本人在此文章中主观上没有任何人身攻击和侮辱性语言，如对本文中观点和词语的理解上存有异议，可通过任何渠道与本人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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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2637 )星期一, 八月 21, 2006, 19:51 - 转载
毛泽东面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性难题 （有删节）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
作者：老田
一、关于阶级分化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毛泽东发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精英阶层――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感兴趣的，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抑制甚至是阻断了精英阶层寻求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路径，精英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够得到更多的权力和利益。社会主义制度给予平民阶层更多的福利和保障，为其如此，平民阶层对于精英阶层抱有更多的信任，在政治上更为消极，多数工人农民实际上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特别地，社会主义国家中间的一切人民团体，举凡共青团、妇联、工会、人大代表、党代表等的选拔机制，都决定了被挑选出来的人士，在工农中间恰恰是对于社会上层最缺乏监督意愿的群体。为此，毛泽东不得不把群众运动作为法宝，反复运用，根本设计就是要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把各种选拔机制必然要遗漏的、更具有监督意志和支付监督成本意愿的人包容进来。
社会主义制度运作越是良好，工农得到的利益越多，他们在政治上就越消极，政治意志就更为低落。反过来，社会主义制度运作越是按照设计运行，精英阶层的特权和优势就越是无法兑现，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情绪就越是消极，资本主义制度复辟时他们得到的相对利益就越大，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好感和追求就越是强烈。毛泽东说人民创造历史，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现实而言，最终意味着这样一个困境，有且只有平民阶层可能承担社会主义制度运作的维护成本，同时他们却长期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着眼于让消极的民众积极起来，同时让他们看到对于精英阶层的盲目信任是没有根据的。
为了分析方便，我把“政治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之和，命名为政治能量。显然，在社会主义国家，精英阶层的政治能量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始终处于积极状态。而平民阶层的政治能量不仅处于低位，而且长期处于“非激活”的休眠状态。经过一次文革大民主运动的冲击之后，平民阶层的政治能量明显上升，精英阶层的则有所下降。
二、文革的成本与效果 社会主义民主的临界点
１、平民阶层的政治能量
这个平民阶层与精英阶层之间的政治能量落差，毛泽东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民主方式，一个方面“揭露党内阴暗面”来激发平民阶层的竞争意志，同时也是“通过这次运动来练练兵”，提高平民阶层的组织程度和行动能力，并打压精英阶层的气焰。这样精英阶层的政治能量就是一条下降的直线，平民阶层的政治能量是一条上升的直线。毛泽东认定平衡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曲折的过程才能实现，最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不是几十年几百年能够解决的”，对于这个政治能量的接近过程也“不是一两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能够解决的。只有到了平民阶层在政治上活跃起来，并且有足够数量的人数愿意承担监督成本，才会对此有所改观。只有到了平民阶层的政治能量超过精英阶层的那一点，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才是有保障的，才算是解决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同时也是在那个交叉点到来的时候，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才是可能的。
２、管理成本的“高墙”和对抗性矛盾社会
无论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非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的基本矛盾显示为对抗性矛盾，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良性发展与精英阶层对于权力和利益最大化要求是冲突的。解决这一问题是提升平民阶层的地位并降低精英阶层的控制权，缩小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权力和利益分配上的落差，这个核心思路虽然没有进行正面的理论提升和表述，但曾经在“压迫－解放”叙事模式下攻击旧社会的黑暗和西方民主的虚假。毛泽东后来发现在革命时代结束后的正常社会中间，维持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更小地位落差是困难的，在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分配上落差都有自发扩大的趋势，因此“压迫－解放”模式不再是宣传革命成就的“讲故事”，而是成为干预社会现实并借以维护和修复“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扁平化结构”，缩小“三大差别”的政策目标就是对应这个自发扩大的趋势的。大体而言，西方程序民主关注一人一票重点在于参与，中国的传统民主观念核心在于削弱精英阶层相对于平民阶层的优势，在于建设和维护扁平化结构，重点在于权力和利益的普遍分享。
中国的革命时代，汪老师所说的“短二十世纪”，都是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层面上去颠覆精英阶层的统治地位，否定精英阶层经济利益上的优越分配地位的，这对于精英阶层的诉求而言是一个根本否定，触犯精英阶层的根本利益。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受到精英们的赞成，甚至，精英们失去垄断权力的地位，使得海外统治集团无法在中国顺利实现他们的利益目标。因此毛泽东认为“帝修反”是一伙的，中国人民要干社会主义，始终面临着国内和国外的反对势力。反过来，中国精英阶层的阶级本能，则反应他们的相对地位和力量对比关系，在自发情况下一定要表现为“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精英阶层的利益最大化方向和力量对比决定了中国不能听任精英阶层掌权，精英们的利益最大化方向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相反。
在面对外部军事压力下，内部的高度整合是可以应付的，这是毛泽东战略判断的基础，就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言，可以造成对美国意味着“投入多于产出”的后果，这是防御的有效性所在。只要是美国没有取得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精英阶层的合作，新旧殖民主义和炮舰政策都不可能取得成果。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斯大林主义在政治上和国家管理中间，意味着向官僚精英群体的“管理成本最小化”诉求妥协。这一妥协的结果是：官僚精英群体的控制权最大化同时工农地位的最小化，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争论，关于“奖金”和“合同工”的争论，核心在于能否容许官僚精英群体把工农的经济利益和就业机会作为管理手段来运用？在毛泽东的视野里，管理除了增强控制权之外，还有一个主干道是“消除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在建设更高的“群众认同”基础上来追求管理效能。
最终的分歧是这样的：毛泽东认定维持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扁平化结构，意味着被管理者的利益与管理目标的一致性，在降低控制权的同时取得更高程度的认同。反过来，由于控制权的强化在政治上导致地位落差，足以破坏扁平化结构，最后的结果是控制权上升程度赶不上认同的下降，管理效能是要下降的。这其实就是今天管理困境的原因所在。国企的衰败和破产，其实就是从强化控制权开始的，最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变成了“猫鼠关系”，控制成本上升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国企的衰败足以说明这是一条不归路。
在管理的操作层面上，共产党的“先锋党性质”本身是决定性的，所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种宣传上的拔高，真正有价值的实践规则是，选拔那些“要求工资较低同时却愿意承担较高的管理成本”的人，作为管理梯队的候选人。这样的官员选拔模式和标准，本身对于维持扁平化社会结构，是很重要的。
从管理实践和理论提升过程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管理的经验处在探索的早期阶段，尚未完成理论化，管理所面对的现实社会关系调整也没有完成，因此更需要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紧密结合和上下互动。在毛泽东时代，惯常采取“树立典型再推广”的模式来提高管理，其实典型的经验和总结提升处于未完成阶段，其中就蕴含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操作模式，例如焦裕禄和陈永贵的经验，都不是由经验的直接创造者总结的。而“鞍钢宪法”本身是近似于“泰勒制”的合理化过程，当然调节和经验总结不局限于个人劳动操作的合理化，而是要求把劳动者直接的经验结晶、由技术人员提高到人机结合（把人的劳动经验变成机械程序）、管理者需要在第一时间和信息现场作出最合适的资源分配决策，这样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宏观的泰勒制操作，当然的这样的操作频次是很低的，不可能长期在一个普遍生产工厂里来实现，而是要求按照一个行业来积累经验（或者在本行业的领导工厂实践）。在这个意义上，管理的探索过程，本身与技术状况的动态变化相关的，也与新经验的积累进行一致性的动态调整。在经验积累过程和社会关系固定化之前，按照管理者降低管理成本的要求来预先固定管理规则，明显是掐断了经验积累过程，终止了灵活的经验与管理要求的互动，妨碍了“生产力发展”。对于“游击习气”和“群众路线”拒斥，本身是管理者对于管理成本的态度所引发的，体现官僚精英群体的共同要求。
在工业化的早期，劳动经验的机械化是技术发展的主题，一九五八年的自动化革新运动所体现的就是对于工业化的理解。在管理经验的积累过程早期阶段，干部和群众的结合或者说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对于游击习气的指责，本质上是追求管理成本最小化的要求。
官僚精英群体对于管理成本的拒斥态度，既是他们的阶级利益体现，也是毛泽东与他们分歧的焦点。文革前毛泽东开始主导批判修正主义，大体上可以把这个与管理成本的态度联系起来，进行重新界定。文革期间“抓革命促生产”口号的提出，也可以把群众运动在外部施加工作压力，使得管理者更加合适地处理各项管理事务从而实现生产高涨，其内在逻辑是：群众运动的压力――官僚精英群体承担管理成本意愿上升――生产得到更好的协调和发展。
按照提出者马宾自己的解读，“鞍钢宪法”的核心和重点不在于“两参一改三结合”这是资本主义企业也可以接受的，而关键乃在于“党委的政治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党委系统的全国组织性，保证企业的经营目标超出局部要求和方向，群众运动的引入始终联系着官僚精英群体对管理成本的态度。最终鞍钢宪法的宣传和解读，服从于强势群体的需要，最核心的内容反而被选择性地屏蔽掉了。
文化大革命矮化了官僚精英群体同时提升了原本处于政治消极状态的民众力量和意志，在促使官僚精英群体承担更高管理成本方面，也是有价值的。但是，大民主运动的高成本，促使人们不愿意回顾和认真总结文革的经验和教训，就算是造反派头头，他们在文革中间的损益也完全无法平衡，是代价远远大于收益；当权派及其为他们服务的知识精英当然更有充分的理由否定文革了。实际上还可以追问一个这样的问题：除了文革之外，还有恰当的方式促使官僚精英群体选择承担更高的管理成本同时不要求剩余索取权吗？也就是说，在保证“先锋党”性质的条件下改进管理的可能道路是否存在？
这一句似乎不好这么说――“离开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和政党体制的深刻怀疑和激烈破坏，我们是无法理解中国的六十年代的；离开对于这个体制的重构和再确立，我们也无法理解中国的六十年代的终结。”
文革的一个基本理论成就，就是把人和功能性的权力设置分开，党委书记可以不代表党，官员可以不代表政府，他们完全有可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这是当年“怀疑一切”的理论基础，是文革派的共同观点；反过来，说党的领导是具体领导，反对书记、党员和工作组就是反党是“反文革派”的观点，在后一种认识上才能够把人和权力设置等同起来。同时，这一理解也联系着管理就是控制权的有效作用这一看法，没有把认同建设过程同等地纳入考察视野，这是从孔夫子到毛泽东都非常重视的方面，管理的效能最终是认同和控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西方理论中间关于管理和权力关系的认识，大致上不是毛泽东和孔夫子所主张的那种“实现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一致性”基础上的积极认同，而是接近于一种消极认同，也许可以把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和吉登斯的绥靖概念结合起来进行解读。
而刘邓的视野主要集中在如何强化控制权，降低管理成本减少管理事务，降低官员的政治风险，对于强化控制权导致社会分化并降低认同的问题，完全没有认识。西方管理效能和权力关系的有效性，是结合了控制权强化和绥靖过程实现的，中国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可供分配，控制权上升和绥靖的建立都不可能，结果导致管理失败，今天面临着管理破产的危险。管理破产实际上联系着全局性的混乱或者革命。毛泽东的问题视野和应对方案，长期被认定是无效的，官方的说法是毛泽东陷入空想（缺乏现实针对性的“客气”说法），一些精英则把毛泽东的“缺乏针对性”与个人目的联系起来叙述，主要是说毛泽东如何要当国际共运的领袖，如何要追求个人的绝对权力。有了这个问题视野，真正的问题变成这个：中国需要的管理效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实现？是刘邓式的强化控制权，还是毛泽东式的、降低控制权维护“扁平化社会结构”来提高认同？
文革的群众造反，似乎不宜说成是对国家体制和政党体制的破坏，这是把控制权作为“唯一管理效能”实现方式相联系的看法，也许文革理解为探索新的人员替换机制和监督机制，更合乎实际一些。而且，主流文革叙事说毛泽东、四人帮、造反派等文革派力量是破坏现有控制权设置的，这也没有依据，根据我本人的研究，文革升级到夺权，不是毛泽东预先设计的，而是被动应对当权派罢工的结果。特别是，为了避免整个社会秩序混乱，要求解放军支左也不是叶剑英拍桌子把手掌拍成骨折争取来的，而是为了避免文革后退为反右运动、毛泽东必须自己在党政系统罢工重建指挥系统的选择。军队出来之后，文革就失去了调整余地，最后毛泽东使出浑身解数，也未能在军队当权派的优势面前挽救文革的成就，最后在一九七三年让他们回到军营里去，邓小平重新工作之后，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就主动选择结束文革派力量在政治中上升的势头。文革的矛盾性就在于此，参见拙文《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奕的七个回合》。
毛泽东从来不设想没有先锋党的管理模式，在他那里，抑制社会分化的扁平化结构――群众的高认同――先锋党――非“驯服工具论”的选拔机制和监督机制，是一回事。但是先锋党必须货真价实，文革造反派在文革中间也没有达到先锋党水平，政治整合未能实现，从而未能凝聚成为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文革被否定之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转换是在“四个坚持”口号下进行，基本上是以“伤痕文学”完成整体颠覆的。意识形态这样一种统治技术的巨大转换，并未引起平民阶层甚至得到文革历练的造反派群体的强有力反对。说到底，在意识形态颠覆过程中间，普遍工农的基本物质利益分配上还有所进步，没有被剥夺感，这是他们选择沉默的原因。同时，精英阶层的优势也是平民阶层所无法抵御的，组织和意识形态这样的统治技术说到底不是平民阶层的强项，有效反抗的形成，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力量和理论准备。
毛泽东从一九五○年代就注意到官员对于自己职业利益过于敏感，成为他们工作和思考问题的第一出发点，对此，他有很多的表述“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干部发言唯唯诺诺，劳模说话有生气”“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我了解情况依靠‘义士’”等等；后来更提倡“五不怕精神”，文革期间整党建党的“五十字方针”（党组织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对于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朝气蓬勃的战斗组织），都是与驯服工具论相对立的。那个时候，毛泽东已经发现，先锋党的蜕变是从“党员选拔标准”变成要求“驯服工具”开始的，这样的人不再具有先锋党的一般特色，而只是对于职业利益和仕途感兴趣。邓小平后来搞的组织制度改革，无非是加速了先锋党驯服工具化的过程，即便是他不主动选择这样的政策，整个先锋党的蜕变过程一直是持续进行的，苏联的样板就是如此，这是官僚精英群体的阶级利益体现和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分化规则之必然。毛泽东想要倒转乾坤，最终没有成功，但是他把他所能设想的一切措施都赶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试验了一遍。今天毛泽东的探索实践，特别是文革的实践过程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是人类历史中间的唯一试验，也是中国学界最巨大的财富，可惜至今未能进行像样的总结和理论提升。
文革期间，后来实践的由工人农民推荐上大学，本身是把选拔预备官僚的权力交由平民阶层来掌握，是试图在制度化方向上确立先锋党的选拔机制。一般而言，在运作良好的情况下，应该是那些劳动积极，群众对他评价较高的青年人被选拔出来，这与官僚精英群体自己掌握选拔机制有根本不同和巨大进步。
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在共产党组织之外，还有共青团、妇联、工会、贫下中农协会等组织，更有人民代表、党代表等选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些机构选拔的积极分子标准，都可以保证选拔出来的代表是最缺乏监督意志和支付监督成本意愿的。所以毛泽东长期坚持群众运动模式，目的是把所有选拔机制排斥在外的民众在政治上“激活”，让他们有机会参与到监督官僚精英群体的过程中间来。换言之，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群团组织选拔代表，都无法选拔出承担监督成本的人来，更多的是驯服工具被挑选。因此，毛泽东不得不寻求一种无法制度化的、非程序性的群众运动方式。体制外的群众运动模式，不能说成是要取代或者破坏既有体制，而是为改善预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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